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网站地图 
六合图库
当前位置:首页 > 六合图库

六合图库:学问生涯︱黑人身份如何影响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

时间:2018/11/28 12:52:00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于1982年开办“学问生涯暨查尔斯·哈斯金斯讲座”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来谈他的治学经历。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问生涯》收录了1983-1993年间十位著名...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于1982年开办“学问生涯暨查尔斯·哈斯金斯讲座”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来谈他的治学经历。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问生涯》收录了1983-1993年间十位著名学者的演讲,是了解这些国际著名学者的重要资料,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本文节选自1988年哈斯金斯讲座的主讲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演讲稿,在这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特别讲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在其治学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影响。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1915—2009),美国杜克大学詹姆斯·B. 杜克历史荣休讲座教授,以研究美国南方历史、奴隶制等闻名,是斐·贝塔·卡帕协会(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南方历史学会的前主席。富兰克林最为人知的作品是1947年出版并在之后持续修订的著作《从奴役到自由》。到现在为止,该书已售出300多万册。1995年,他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1931年,我得到学费助学金,上了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其间的种种遭遇,让我头脑清醒了不少。首先,我遇上了至少二十位美国一些顶尖高中的毕业生,全是那种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尖子生。我在图尔萨的高中成绩虽稳居第一,可到了纳什维尔,就一点也不算什么了。有个从戴顿(Dayton)来的聪明孩子,第一学期课程清一色的A,而我只得了两个B和一个C+。大家可以想见我当时的气恼。我分数不高,也情有可原,因为我要打三份工,才能支付我的生活费。而且我百分之百肯定,我之所以得了个 C+,完全是因为“当代文明”这门课的助教打分极为随意。我现在想起来还怒火中烧,如果有人还愿意听听我的情况,我会坚持找人复查考卷,然后给我重新打分!当时安慰我的是一位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尖子生,她是我女朋友,后来成为我妻子。在此之后四十七年时间里,她总是同情地聆听我抨击这门课程的不公。她完全有理由表现得如此大度,因为她得了 B+。

  另一件让我头脑清醒的事,是在纳什维尔碰到的第一场种族对抗。在市中心的电车售票窗口,我当时身上只有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就给了窗口里的人。我道了歉,还解释说,身上没有零钱,他找钱的话,怎样都行。他竟然破口大骂,用了下作的种族歧视的字眼,他还对我说,找钱这事,黑鬼甭想对他指手画脚。他又说了类似的话,就开始找钱。十九块七毛五,他给我的全都是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从那天开始,直到我毕业,我都很少去纳什维尔。就算我去了,我也从不一个人去。这差不多是一个十六岁孩子能容忍的极限了。几年后,有一伙白人无赖把一名年轻的黑人从校园边上一幢房子里私自劫走,殴打致死,我就又回忆起我这段经历,依然是无助的感觉。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我向市长、州长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我们心中的痛苦和悲愤,无从化解,考迪·契克(Cordie Cheek)也不能死而复生。而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不过是骑车时撞倒了一个白人孩子,孩子其实只受了点轻伤。

  还有一件事不仅让我醒悟,也让我震动,那就是大学一年级期末时,我发现我父母失去了房子,搬进他们以前建造的四家合住的公寓楼里。我知道全国都在经历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激增,我父亲做律师这一行非常不景气。但大萧条会给我和全家带来如此困窘的局面,我实在没想到,坦白说,我一直都没有缓过劲儿来。我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还清欠债,因为这个念头,我到现在还坚持“见账单、必还清”的原则。但当时,我即使想这样,也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的大学生活虽然忙乱,却还愉快;虽有些单调乏味,但终有收获;日子虽然过得苦,但还快乐。大部分课程都很严格,我所在的大学在“南方大学、中学联合会”的评估中,被评为优等,这让所有人都很自豪。教师整体而言,水平一流,他们对自己的教学、对毕业生都感到骄傲。学生全部是黑人,偶尔有白人交换生或特殊的学生,而教师当中,黑人、白人基本上各占一半。我们从未想过教师当中黑人和白人各占多大比例,这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

  我已打定主意要读法学院,所以大学本科如同走过场,我对本科专业没有多大兴趣。我想选英文作专业,但教过我大一英文的系主任劝我不要选,因为他觉得我永远不会自如地使用英文。他是美国文学的权威,专治南方海岛(Sea Islands)说格勒语(Gullah)的黑人文学传统。几年后,我的论文被《黑人史学刊》(Journal of Negro History)评为最佳论文,我获得“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这位系主任恰好是评奖委员会主席。我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我选历史为专业完全是偶然。历史系系主任西奥多·S.库里尔(Theodore S. Currier)是个白人,我上的那门倒霉的“当代文明”课就是他开的。他的讲课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所以我决定多上他的课,多听听他怎么讲。

  我上大二那一年,选了库里尔教授两门课,他显然注意到我对历史问题、历史进程,以及他的讲课都有浓厚兴趣。很快我们就熟识起来,后来结成深厚的友谊。再后来,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学习法律、当律师的计划,改为学历史、写历史、教历史。我想对这一领域了解更多,结果促使他开了新课,包括讨论班,这些课主要针对我。他已经对我满怀希望,想让我进哈佛,他就是在那里读的研究生。我也这样想,但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席卷天下,抱有这样的希望实在不现实。我的平均绩点很不错(那个C+害得我毕业时未能获得特优生 [summa cum laude] 的荣誉),老师在推荐信里强烈推荐,所以我申请了哈佛文理研究生院。

  哈佛要求我先考一个水平测试,那应该就是GRE的前身。考点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就在纳什维尔城里的另外一头,我从没去过。我到了考试地点,坐定,监考的人(应该是个教授)竟然把考卷扔给我,这一举动不像是欢迎我,也不像是鼓励我。我考完试,想不到分数很高。我离开考场时,一名黑人看门人走到我面前,告诉我,他已经在此工作多年,我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位和白人坐在同一间屋子的黑人。当年菲斯克大学的评估结果也很重要。美国大学联合会将菲斯克列入他们认可的单子上。因为我的母校刚刚获得认可,哈佛无条件录取了我。一个从历史上只招收黑人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未在哈佛读过本科,能被哈佛研究生院录取,这在哈佛是头一遭。但是,哈佛没有给我奖学金,他们还不敢冒这个风险。

  被哈佛录取是一回事,能去上学则是另一回事。我父母除了祝福,只能给我一小笔钱。我想法回到纳什维尔,泰德·库里尔告诉我,我不能仅仅因为没钱就不去上哈佛。他去了纳什维尔一家银行,借了五百美元,送我上路。

  我于1935年9月到了坎布里奇市(Cambridge),不久我就在学术、经济、社会各方面稳定下来。在菲斯克大学,为了满足哈佛的要求,我甚至选了两门外语课,在库里尔的讨论课上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写研究论文。在菲斯克,我做了四年图书馆馆长秘书,已经掌握了如何充分使用工具书、目录和手稿。甚至见到我的导师老施莱辛格(A. M. Schlesinger,Sr.)时,我都一点也不感到畏惧,和他讨论我的计划和安排,我感到很放松。我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解决了晚饭问题,又找到一份打字工作,负责把论文和讲稿打出来,这时我感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我和一家黑人住在一起,从查理·休斯顿(Charles Houston)和罗伯特·威佛(Robert Weaver)时代他们就把房子租给黑人学生,但和那些从不对我摆架子的白人学生,我都广泛接触。但我也知道轻重缓急,我意识到从我上初中开始,我在学业上就落后于别人。我必须向我自己和我的老师证明,“美国大学联合会”将菲斯克大学列入被认证的学校,是有道理的。我用了九个月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获得奖学金,用这笔钱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那时的哈佛没有几个黑人学生。我入学时,有一位黑人学生正写法国史的论文。就像在挪亚方舟里一样,法学院有两名黑人学生,动物学系有两位,哈佛学院有两位。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各有一位,医学院和商学院一个都没有。

  我碰上的最令人痛心的事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反犹情绪。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了一个“亨利·亚当斯俱乐部”,我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有一次我被指派到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名下一年的干事。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这件事可以看作一个小小的伎俩,为的是确保我不会担任负责人。有一位最活跃、最聪明的研究生,我提名他担任俱乐部主席,但反对的意见是:虽然他身上没有犹太人那些让人讨厌的特征,但他毕竟还是个犹太人。我从未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其他人,对于说这话的人、对于容忍这种观点的这个组织,我都不再有任何敬意。俱乐部绝大部分成员最终都没有拿到学位,而那位犹太裔成员却成了20世纪前50年里获得哈佛美国史学位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学习的进程让人满意,但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老师很少和学生见面,一切只能靠自己。我对这样的体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觉得我有些同学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指导。我在哈佛第二年刚开学时,系里一名非常杰出的教授当着我的面,辱骂一位从外校来的交换生,把他赶出办公室,因为这名学生第一次提的问题表述非常差劲。另一位教授对我承认,有一个论文答辩委员会毙掉一名博士生,理由是:他长得不像个哈佛博士!答辩委员会通知这名学生,他必须再上四年学,才可以申请论文重审,这名学生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图书馆,开始服他的四年徒刑。到了这种地步,委员会主席只好被迫通知这名学生,他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继续研究生的学业了。

  我是 1939 年春天离开哈佛的,在坎布里奇多待一天我都不乐意。我无意冒犯我的导师,或者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其他成员。他们建议我寻找其他经济资助,但我很客气地回绝了。我觉得我该教点儿书了,一边工作,一边完成论文。我在哈佛第一年之后,已在菲斯克大学教过一年书了。我备了五门课,涉及完全不同的领域,听课的学生有二百多人,从教学当中我学到的历史,要比我在菲斯克,甚至在哈佛上学时还要多。我很早就发现,教书自有一种特殊的回报。我多年的教学经历充分证明这一结论。五十二年以来,我教过书的学校有菲斯克、圣奥古斯丁学院、北卡罗来纳学院在达勒姆的校区(North Carolina College at Durham)、霍华德大学(Howard)、布鲁克林学院、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我还在国内和国外其他学校做过短期访学。

  自从我打定主意投身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之后,我就对我的职业倾注了全部心力,对其他职业选择毫不关心。有一所只招黑人学生的文理学院,规模不大,但声望很高。我入行不满十年,正在写第二本书,这所学校的校长邀请我出任该校的院长。这样的事我心里早已想了很久,但从未有机会表达出来,在这一刻我是这样回复人家的:我感谢他的好意,但礼貌地回绝了他的邀请,理由是,我在历史领域的研究排除了我担任大学行政工作的可能性。那位校长接到我的信之后,给我发来电报,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赶过来,解释一下为何希望我担任这个工作。我们聊了三个小时,我有充足的机会向他反反复复说明,我决心一直当一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每次我这样做,都让我更加坚定,绝不改变我的职业生涯的规划。我觉得他最终确信,他让我出任院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从那天起,不管谁再提起这个话题,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对当院长、校长、大使都没有兴趣。我决定一直做一名历史学者和教师,从没有后悔过。


相关评论

本类更新

本类推荐

本类排行

本站所有站内信息仅供娱乐参考,不作任何商业用途,不以营利为目的,专注分享快乐,欢迎收藏本站!
所有信息均来自:百度一下 (九龙高手坛)
鲁ICP备11004480号-1